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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渊源于古希腊文化传统的西方管理思想，它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演变为具有一定科学形态的管理理论，对现代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种是渊源于中华文化传统的中国管理思想，它具有鲜明的东方文化色彩。
管理学：
1、中国古代管理的内容主要是国家管理。
综观中国古代管理实践可以看出，管理与行政基本融为一体。由于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经济，行政管理是社会管理最主要的模式，因此，任何一项工程，任何一项管理活动，无不以国家或官府的名义展开，管理实践也只有在和行政融合过程中才有表现的机会。实际上，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古代管理实践，无一例外不是行政中的管理实践。
2、中国古代管理高度重视管理活动过程中人的因素。
管理过程中的人包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很多管理者在管理别人的同时也被别人管理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这两方面都有很多精到的见解并且有许多实例可考。中国古人十分强调管理者强调管理者自身的修养，《孙子兵法》认为为将要具备的品质包括智、信、仁、勇、严等各个方面。战国时期的士人就是管理者的人才储备群体，后来的秀才举人乃至整个的学校和科举制度，所有的学习和修养都是为未来的帝国培养合格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而准备的。另外，在选材方面，许多先贤更是有大篇幅的精彩论述。墨子提出要“察其所能而慎予官”。荀子告诫执政者“无私人以官职事业”，切不可任人唯亲，而主张任人唯贤，唯才是举。晏子则进一步指出：人的才能也是不同的，应当让人专司一事，不能要求他无所不能。用人的优点，不用他的短处；用人所擅长的，不用他所不擅长的。这就是任用人才的要略。北宋王安石对以上的几个方面的思想进行了更加系统化、理论化的论述。他的用人思想可概括为“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其中，教学之道，即坚持学用一致，造就人才；养才之道，即维持政府官员生活的俸禄报酬应采取的方针—— “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取才之道，即选拔官吏的途径；任才之道，即根据专长任用人才。这样完备的论述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其借鉴意义的。
3、中国古代的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往往会有十分高超的管理策略。
通过与西方的封建社会时期进行比较，我们会很容易的看到，中国的封建社会出奇的稳定和统一。这也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中国古代管理者高超的管理水平。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制度，财政赋税的管理、官吏的选拔与管理、人口田亩管理、市场与工商业管理、漕运驿递管理、文书与档案管理等方面，历朝历代都有新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管理人才，在军事、政治、财政、文化教育与外交等领域，显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积累了宝贵的管理经验。战国时期著名的“商鞅变法”是通过变法提高国家管理水平的一个范例；“文景之治”使国家出现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万里长城的修建，充分反映了当时测量、规划设计、建筑和工程管理等的高超水平，体现了工程指挥者所具有的高度管理智慧；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将防洪、排灌、航运综合规划，显示了我国古代工程建设与组织管理的高超水平；丁谓主持的“一举三得”皇宫修建工程堪称运用系统管理、统筹规划的范例。诸如此类的管理实践不胜枚举，都体现了中国古人高超的管理智慧。
管理学的影响：
一个国家管理学的形成、发展受到本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各种管理思想、管理哲学源远流长。它们对建设我国现代管理学也有极大的影响。但是也要清醒的认识到，对待民族文化传统要谨慎，它是财富，也是包袱。道家哲学被称为我国古代管理哲学的佼佼者，它同时也宣扬“不敢为天下先”，主张“持愚守拙”，对后人影响甚大。中国自古就有自己的管理文化和思想。古代就有许多成功的管理经验，也形成了丰富的、独具特色的管理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借鉴了苏联的不少成功的管理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管理理念。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又开始重视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重视进行管理理念、管理哲学、管理制度和管理技术的比较研究。显然，我们既非唯古，崇古，复古，也不是彻底决裂，义无反顾，而是实事求是对它进行分析以决定弃取。古为今用，中西合璧，努力使中国的管理学逐渐发展完善。
中外企业管理有什么异同？
1、强调系统化。
2、重视人的因素。
3、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4、强调创新
运用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指导研究实践问题，把组织看作一个整体，同时也是一个子系统。
法国哲学家莫兰提出复杂系统论，这个方法论批评传统科学方法论有两大弱点：一是把复杂事物归结为简单事物，二是割裂不同层次事物之间的联系。
莫兰提出的“宏大观念”：由若干不同的基本概念组成的概念网络，构成整个概念体系，各概念间存在互补、竞争、甚至对抗的关系。比如对教学过程的认识——特殊的认识过程、学生心理发展的过程、社会互动的过程等。
把人放在中心，研究人的合理需要的满足，重视人的发展，把人当作组织的目的。
3、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为解决实际问题。新的理论出现是要解释和指导实践，实践是动因和目的。
4、强调创新。
理论的更新非常重要。我们要了解其渊源以及其最新的发展。
中外管理思想的对比分析和其他文化形态一样，人类的管理思想也有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渊源于古希腊文化传统的西方管理思想，它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演变为具有一定科学形态的管理理论，从２０世纪初泰勒开始已发展成为科学化的理论体系，对现代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另一种是渊源于华文化传统的中国管理思想，它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和东方文化特色，井曾产生出光辉灿烂的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管理思想在近代没有能够与产业革命及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相结合，以至今天一般人认为科学管理的观念和方法都来自西方。
8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人们的眼光重新从西方转向东方，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重大意义。
日本著名管理学家伊藤肇认为：“日本实业家能够各据一方，使战败后的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典的影响力，功应居首。
许多学者研究后发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长处往往正是西方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威廉·大内在考察了日本管理的成功之处后，认为对于这种源于中国的管理，“我们一旦理解了它，就能够将它与我们自己的组织形式进行对比，并了解我们的环境内还欠缺什么东西”因此，重新认识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进行中西两大类型管理思想的比研究，正成为当今管理科学发展中的一个“热点”。
二者都承认人性假设是管理活动的必要前提。
麦格雷戈指出，在管理活动的背后都必定有某些人性本质的假定。
孟子提出“不忍人之政”，承认人之善性乃国家管理活动的出发点。
二者都肯定了人性本质上是善良、美好的。
二者把管理工作寄希望于人们的精神追求。
麦格雷戈强调管理中最有意义的是自我实现的满足。
孟子则主张“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也”。
所谓“大者”指心灵，“小者”指耳目口腹等器官。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指出，“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中国和西方的管理思想各自具有自己“民族的精神标记”，它们不同的特征和内容来源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这主要是：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
中西管理思想的比较首先必须从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人手，进行历史的、综合的考察，才可能作出科学的结论。
人类的管理思想起源于“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自然地理环境是生产劳动，从而也是管理活动的一个前提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管理思想的性质和特征。
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说：“地理因素当然不只是背景，它实是构成中国与欧洲文化间模式之差别及其所包含的一切意义之要端。
” 中华民族的祖先生活在东亚大陆，这种一面临海，三面陆路，对外交通极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自然环境，使中国的管理活动具有典型的大陆民族的管理模式。
这种模式的特点：一是向心。
在管理思想上表现为：一方面讲集中，求统一，力求实现“协和万邦”、“四夷宾服”、“仁政王道”的理想，管理活动大多是围绕着如何加强中央集权这一主题而展开的，以整体性的宏观管理为主。
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眷恋国土乡邦的情怀，中国的管理是维系在思想感情和心理因素的强大向心力的基础之上的。
二是求同。
中国的地理环境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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