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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斯·迪顿

安格斯·迪顿（AngusStewartDeaton），1945年10月19日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是一位微观经济学家。他曾就读于爱丁堡斐特思公学(FettesCollege)，在那里他是基金会学者，并在剑桥大学赢得了他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他在英国就展现了过人的计量才华。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影响力无人可比。为普林斯顿大学世界级微观经济大牛（计量经济学双塔之一），美国经济协会(AEA）前主席，著作等身，获奖无数，包括FrischMedal（奖给Econometric近五年最佳论文作者）。

现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DwightD.EisenhowerProfessorofEconomicsandInternationalAffairs）。

2015年10月12日，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

中文名：安格斯·迪顿

外文名：AngusDeaton

国籍：英国、美国（双国籍）

出生地：苏格兰爱丁堡

出生日期：1945年10月19日

职业：教授、经济学家

毕业院校：剑桥大学

主要成就：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美国经济协会(AEA）前主席

代表作品：《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

人物经历

1945年10月19日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是一位微观经济学家。

曾就读于爱丁堡斐特思公学(FettesCollege)，是爱丁堡斐特思公学(FettesCollege)的基金会学者，并在剑桥大学获得他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他在那里工作中的应用经济学系教授、理查德·斯通爵士和特里·巴克菲茨威廉学院的研究员和研究主任。

1976年-1983年，在布里斯托大学任计量经济学教授，并在此期间做了大量有影响力的工作。

1983年从英国来到美国发展，1983年至今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任教。

2005-2006，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

2006年10月，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华盛顿访问学者。

2007年，全美经济学会主席。

2009年12月，哈佛大学经济系顾问团主席。

目前，他是普林斯顿大学(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D.Eisenhower国际事务教授，伍德罗·威尔森学院与经济系经济学与国际事务教授。此前，他曾在剑桥大学和布里斯托尔大学任教。

2015年10月12日，因为他对消费、贫穷与福利的分析（"forhisanalysisofconsumption,poverty,andwelfare"），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发表声明说，为了设计出能够促进福利和减少贫困的经济政策，需先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迪顿的研究强化了这一认识。通过链接详细的个人选择和聚合的结果，他的研究改变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2016年7月18日，被布里斯托大学授予荣誉院士头衔。

研究方向

迪顿曾研究金钱和幸福之间有着微妙关系。研究人员在2008年至2009年，对45万美国人进行了调查。可将幸福分为两类：日常生活满意度（情感上的幸福）和整体的“生活质量”，也就是一个人对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总体满意度。

主要著作

《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了解消费》、《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经济方法》、《伟大的印度贫困辩论》。

中信出版社曾出版他的书《胜利大逃亡：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英文原版为TheGreatEscape:Health,Wealth,andtheOriginsofInequality。

学术成就

(一)关于家庭行为的研究

迪顿关于家庭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和个人的需求、消费以及储蓄等方面。其标志性著作是和米尔鲍尔（J.Muellbauer）合著的《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1980a）。书中迪顿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范式和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述和总结，阐述了有关消费者行为的经济理论以及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对模型的构建和实证检验都力求做出合理的解释。通过引入现代消费行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对偶理论，着重讨论了这一理论在福利经济学和计量分析中的应用。之后，他们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1980b）的论文。2011年该文入选1970年以来《美国经济评论》最顶级的20篇论文之一。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根据斯通（Stone）的消费需求理论，利用鹿特丹（Rotterdam）支出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translogmodel）的函数逼近方法，提出了一个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AlmostIdealDemandSystem，AIDS）。这个模型除了具有鹿特丹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的一般特性外，还非常接近线性，比较容易估计和预测;它可以对任意的需求系统给出一个一阶近似，具有与已知家庭预算数据相一致的函数形式，能够较好地满足消费者选择公理。AIDS为衡量消费者对价格和收入的反应提供了一个工具，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如用来解释福利经济学、政府购买的消费效应、各种政策制定及影响等，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政策导向性。后来这一系统被称为迪顿-米尔鲍尔系统，目前该系统已经成为消费者需求实证分析的标准。

迪顿对于储蓄行为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和其合作者（Deatonetal，1985）在研究关于跨期储蓄和劳动供给时，介绍了用截面的时间序列构造真实面板数据的方法。这篇文章以及后来的研究被广泛地引用和运用。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消费变动趋势小于收入变动趋势的现象，是由持久收入而不是由当期收入决定的，而且持久收入相对于当期收入要平滑些。1987年，很多时间序列分析者发现，美国以及其他地方个人平均收入是一个正的一阶自回归的单位根过程（aunitrootprocesswithpositiveautocorrelationinfirstdifferences）。迪顿认为，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对劳动收入的一个单位冲击就会转化成对持久收入的很大冲击。那么对持久收入假说的预测，不是消费比收入平滑（数据显示的结果），而是收入比消费平滑。迪顿在《消费的生命周期模型，理论与证据一致吗？》（1987）一文中，检验了影响消费者行为的生命周期模型的有效性，通过对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的代表性代理模型（agentmodels）做简单的非参数检验，以及对可支配收入的时间序列特征和基于生命周期模型假设下的消费行为简单化的研究，迪顿指出持久收入比当前收入更不平滑。对于为何消费比收入平滑，持久收入理论无法提供一个直接并被广泛接受的解释，因此消费的平滑性不能直接用持久收入理论来解释。迪顿在《为什么消费如此平滑？》（withJ.Campbell，1989）一文中，从总消费角度出发，通过分析美国季度消费数据的变化规律，构建一个储蓄和劳动收入的两变量VAR模型，对霍尔（R.Hall）的随机游走（randomwalk）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持久收入事实上并不比当期收入平滑。相对于持久收入假设中的消费函数形式，由实际的消费数据所计算出的消费支出波动性更小，居民消费没有像理论假说所描述的那样随着收入变化而发生同步变化，居民消费对收入冲击的反应表现得过于平滑。迪顿将这种实际消费小于理论估计值的消费现象称为消费的“过度平滑性”（excesssmoothness）。迪顿的这一思想，即消费支出的变动趋势小于收入的变化，消费表现出了一个惊人的平滑性，也可以表述为，在时间序列数据中，消费的变化和预期收入正相关（过度敏感性，excesssensitivity），对不可预期收入不敏感（过度平滑性），这一理论后来被称为“迪顿悖论”。

迪顿另外两篇关于储蓄的文章也对后来的相关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于缓冲库存储蓄（onbufferstocksaving）的文章（Deaton，1991）描述了一种静态均衡，即消费者不能借钱但可以储蓄，他们拥有可以短期平滑消费的资产，但没有积聚大量财富。当消费者相对缺乏耐心且劳动收入随时间独立同分布时，资产就起到了缓冲库存的作用，保护消费不受收入减少的影响。如果收入过程是正的自相关且固定不变，那么资产仍可以用来缓冲消费。当劳动收入是一个随机游走的过程，对缺乏耐心的且流动性受限的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个相对其收入的最佳消费。另一篇文章（Deaton&Paxson，1994）探讨了跨期选择、保险金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跨期选择模型，比如那些具有较强预防性动机和流动性约束的跨期模型，不但能够限制甚至能够阻止不平等的扩散，而且还能够分担个人风险。这篇文章催生了宏观经济学领域中关于消费保险的诸多研究，虽然这些研究仍存在很多分歧。

1991年迪顿应邀在牛津大学的克拉伦登讲坛（theClarendonLectures）进行学术讲座，他利用这次机会融会贯通了自己和其他学者有关消费的研究，并于次年出版了专著《理解消费》（1992）。该书介绍了1990年代初经济学家对消费的理解，指出在消费研究领域，一直坚持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而且大部分研究都是明确地以微观个体的理性决策为前提，以生命周期内对特定时期的约束为条件，以模型和对数据收集处理的高度技术性为特点的。

(二)、关于经济发展和价格波动的研究

迪顿于1980年代逐渐将其研究方向转到经济发展问题上，并利用家庭调查数据解释各种发展政策问题。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期间，他加入普林斯顿大学发展问题研究项目（theResearchPrograminDevelopmentStudies），并建立了一个对发展问题感兴趣的团队，使得普林斯顿成为研究发展问题的主要基地之一。通过在世界银行的工作，迪顿促成了生活标准测度调查（LivingStandardsMeasurementSurveys）的设计，从而取得很多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迪顿利用这些数据以及其他数据开展了很多有影响的研究，比如在男孩女孩之间进行资源分配时的家庭内部歧视，估计需求价格弹性时质量和数量效应的差异，以及规模经济和食品消费等。他在《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计量方法》（1997）一书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方法，包括家庭调查的构建、适用的经济计量分析工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发展政策问题。迪顿指出，家庭调查不仅能够提供各种受政策影响的经济变量信息如价格，而且是一个研究相关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的数据源。他利用这种家庭调查研究方法，分析了科特迪瓦、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几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性问题。迪顿（2010a）认为家庭调查数据的数量和有效性在逐步提高，这些调查不仅提供了家庭收入和支出数据，还提供了关于健康度量特别是人体测量学（anthropometrics）、婴幼儿死亡率以及福祉和情感经验的自我报告数据。同时，经济发展的概念也从单一的真实收入增长扩展到包括健康福祉等方面。经济发展因涉及到对低收入经济体（low-incomeeconomies）和生活在低收入经济体中人群的研究，使得它不同于大多数经济学研究领域。经济发展研究的特殊性可能使它更接近于劳动经济学或者健康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目前学者关于国外援助的有效性以及什么类型的项目能够带来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问题尚存不少分歧，对计量分析能否解决这些问题以及相关的发展部门能否从自身的经历中汲经验和教训也存在诸多疑问。现在发展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使用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controlledtrials）和工具变量（instrumentalvariable）技术来积累可靠的如何发展经济的知识。迪顿（2010b）指出，由于对外生性（exogeneity）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不恰当处理，导致了数据加工无效。他认为，相对于其他方法，实验并没有拥有特殊能力来生成更多可信的信息，真实的实验经常受制于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统计或其他认知的作用。就像工具变量技术一样，基于随机对照试验的估计，由于没有掌握底层的运行机制，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因而目前的研究应更多地转向对经济发展理论机制的评估上。迪顿（2010c）强调好的理论或者对现有理论的完善，需要理论工作者熟悉并关注历史性和经验型证据。要了解发展就需要调查影响发展的机制问题。机制的调查、测试和评价能够将不同的实证结果整合起来，构成一个进步的实证研究策略。他同时讨论了能够解释发展机制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储蓄和发展的关系、商品价格的影响，迪顿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常用方法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的假说演绎法、辅助变量法和随机试验等。

此外，迪顿对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以及它对主要生产国的影响也比较关注。他与拉罗克（G.Laroque）曾在《商品价格行为的研究》（1992）一文中分析了商品价的理论和经验行为，指出商品的价格是极其不稳定的。并利用标准的理性预期竞争性存

储模型（thestandardrationalexpectationscompetitivestoragemodel），解释了商品价格的偏度（skewness）、价格的剧烈波动以及多数情况下表现出的价格自相关。他们又在几篇合作论文中（Deaton&Laroque，1992，1996a，1996b）考察了商品价格投机性存储标准模型（thestandardmodelofspeculativestorageforcommodityprices），认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对世界上许多最贫穷国家（主要是但不仅限于非洲）的经济具有很深远的影响，因此对价格行为的更深入理解会有利于很多贫穷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虽然1992年的文章已经成为理论并对相关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后续的研究表明，该理论并不能很好的解读实际数据。迪顿对购买力平价（PPP）一直保持较浓厚的兴趣，迪顿（1995）曾质疑利用世界银行提出的购买力平价换算的中国和印度的GDP，按世行ThePennWorldTablesMark5换算的1985年中国人均GDP是同期印度的2.71倍；而按世行ThePennWorldTablesMark4换算得到的结果却变为3.26倍。

另外，基于刘易斯的价格模型，迪顿与拉罗克（Deaton&Laroque，2003）提出了一个关于商品价格的时间序列统计模型，并假定模型中的商品供给量从长期来说是无限弹性的，供给增长率随当期价格与长期供应价格之差发生变化，而且商品价格固定在供给价格上。通过这个模型，他们说明了价格在短期内会随着收入发生变动，但长期来看价格相对于收入是不变的。此外，迪顿等（Deaton&Heston，2010）还研究了价格指数问题。他们曾指出，由于国际比较项目（theInternationalComparisonProgram，ICP）计算出的各国价格指数没有显示出各国之间收入的差异性，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国家如中国、巴西、印度等，ICP的农村价格或是没有收集或者不具有代表性。所以，通过价格比较大国和小国的收入差异不具有说服力。迪顿还曾尝试着研究推动世界商品价格波动的原因，但尚未成功。

(三)、关于贫困、健康以及福祉问题的研究

迪顿之前主要是对收入、储蓄、价格等微观经济现象进行计量分析的。后来他的研究集中在贫困、影响健康的决定因素、福祉等方面。

（1）贫困问题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迪顿除了关注经济发展问题外，还一直致力于贫困度量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如何调整基于空间价格差异的标准收入以及购买力平价（PPP）汇率对全球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迪顿（2005）认为，世界银行定义的贫困计算方法是对每天生活不足1美元人数的简单统计，虽然这种方法比较简单透明但实际操作性差。迪顿及其合作者（Deaton，2010d；Deaton&Dupriez，2011）提出了通过购买力平价（PPP）汇率计算出国际价格差异来比较不同国家间人们的生活标准。由于PPP汇率指数的经常性调整，使得PPP汇率指数在衡量贫困时具有不确定性，修订后的汇率指数对改变实际的贫困状况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针对贫困人口大幅度上升（将近10亿）的现象，迪顿（2010d）认为，这是由于全球贫困线不恰当设定导致的，目前使用的ICP更新程序也是不完善的，它会导致国家贫困线下降而全球贫困线上升。基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theGallupWorldPoll）的数据，迪顿还指出，在使用国际数据特别是用其对比贫富国家情况时，应该对使用的数据抱有怀疑的态度，因为数据的差异会导致非常不同的结果。对于未来全球贫困线的设定，迪顿认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目前广泛使用的、基于贫穷国家的贫困线，比如印度的1卢比贫困线或者全球贫穷国家的平均贫困线。虽然这些贫困线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然而ICP的不断修订改变了这些贫穷国家的相对购买力平价，全球贫困线就不可避免地随之变化。另一种是基于富裕国家每人每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也是迪顿比较认同的一种方法，它仅根据美国的CPI进行更新。由于每天1美元标准被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使用，因此按美元衡量的贫困线更容易被接受。

此外，迪顿还对印度的贫困问题做了专门的研究。基于印度1990年代是“生活标准空前提高”时期还是“普遍贫穷”时期的争议，迪顿等（Deaton&Dreze，2002）根据贫困发生率（headcountratio）即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比例，利用印度NSS（NationalSampleSurvey）调查数据，重新考虑了贫困发生率和其他贫困指数的标准。他们指出在三个参考期（1987-1988年，1993-1994年和1999-2000年）内，大多数州的贫困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修订后的贫困估计与人均支出、州内产出和实际农业工资是一致的。通过对1993-1994年和1999-2000年NSS数据的分析，他们认为1990年代印度的不平等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各州内部特别是城市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扩大了。具体表现在:各州之间人均支出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印度南部和西部地区;城乡人均支出的差距上升;大多数州城市内部的不平等也在扩大。通过考察健康、教育等发展指标对贫困的影响，他们还发现，社会进步在不同领域中也是不平衡的。在某些领域能够加速进步，但在另一些领域可能会减缓甚至衰退。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说明20世纪90年代的印度是“空前进步”还是“普遍贫穷”。迪顿进一步在《印度贫困大辩论》（withV.Kozel，2005）一文中，解释了政治和统计因素在这场关于印度贫困大辩论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提出虽然没有人口普查数据来提供证据，但是还是有充分的事实表明:一方面印度的贫困人口数确实下降了；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幅度过于乐观，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该论文还涉及到有效的问卷设计、报告期、无回应调查、调查数据的完善、贫困线的设定等相关问题。

衡量印度贫困一般使用的是一系列来自NSS的家庭调查数据，但很多学者对调查结果、印度政府使用的贫困线以及计算印度贫困的消费价格指数提出了质疑。迪顿（2008a）利用NSS关于食品的数据，比较了印度官方价格指数、印度农业劳动者的消费价格指数（theConsumerPriceIndexforAgriculturalLabourers，CPIAL）和印度产业工人的消费价格指数（theConsumerPriceIndexforIndustrialWorkers，CPIIW），他发现贫困线的设定确实会受到在衡量通货膨胀时可能出现错误的影响，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印度的贫困度量问题也长期受到悬而未决的调查数据和国民核算之间不透明的影响。

（2）健康问题研究

健康问题是一个很新的研究领域，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发展迅速，但目前还不能完全估计出它对经济学以及卫生和流行病学等领域的影响。近年来，迪顿的很多工作都集中在对健康状况、死亡率以及它们与经济状况关系的研究上，迪顿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动摇了一些传统观点，比如，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了“不平等不会对健康构成危害”。在很多福利经济学中，收入是衡量个人福利的重要指标，而健康不仅可以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还是自身福利的重要因素。健康能够促进幸福，收入也能提高幸福感。一般认为，居民的健康状态与收入是相关的，但实验证明，这种相关性远非完美（Deaton&Paxson，1998；Deaton&Lubotsky，2003）。迪顿（1999）通过有关收入不平等和健康的模型进行研究，认为收入不平等并不会直接危害健康，但是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个人收入的提高对降低死亡率的作用却越来越明显。不过这些结果并不意味着影响收入不平等政策的变化一定会对总体死亡率产生影响。通过对人类身高、健康和发展的研究，迪顿（2007）指出，收入和身高只有很微弱的联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不能肯定。因此人类身高是衡量生活标准的一个不可靠指标。疾病特别是儿童时期的疾病是研究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迪顿等（Deatonetal，2009）构建了一个关于发育不良和选择的模型，为深入了解早期幼儿健康对成人死亡率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

此外，健康不平等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amatterofgreatmoralconcern）是否需要以及如何通过政策来纠正，迪顿（2011）认为这取决于健康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通过考察与教育、收入和地位差异有关的健康不平等、贫富国家间巨大的健康差异以及收入不平等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童年时期的不平等是理解这些问题的关键，公共干预可以在改善影响儿童未来的不良家庭环境方面发挥作用。针对成年人，应优先采取措施防止因为疾病、丧失工作能力，或者治疗成本太高而使他们成为赤贫。对于最大的健康不平等—贫穷国家的不健康状况，迪顿认为把它标记为国际不公平是错误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个人、国家和国际社会都有责任帮助那些遭受最糟糕的健康状况和物质极度匮乏的个人和群体。这一论断应出于共同的人性，而非国际正义。

迪顿还分析了美国和某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南非等地人民的健康问题。迪顿等（Deaton&Lubotsky，2003）从美国种族构成的角度，分析了死亡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在黑人分布比较大的地方，其群体间的收入不平等比较明显，死亡率也比较高。这不仅是因为黑人群体较高的死亡率和低收入二者的相互作用，还因为在黑人分布较高的地区，白人的死亡率也较高。对于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南非，迪顿等（Deaton&Case，2006）基于两国经济水平，比较了两国人民的健康状况以及健康和收入之间的关系，探讨了“越健康越幸福”的假说。研究表明，健康状况会自动地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化，如果用人均GDP来衡量印度和南非人民的健康状况，那么南非由于艾滋病的存在，人们的健康状况相对于收入水平就比较低，其人口预期寿命也比印度要短。即使在没有考虑艾滋病的情况下，南非人的预期寿命也比从收入角度所预期的要短，这主要是由于南非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所导致的。

（3）福祉问题研究

一般而言，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调查都会提供一些直接、且容易收集的、与福祉信息相关的指标，比如经济地位、健康、家庭环境等。迪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收入与福祉之间的关系即“幸福是否可以用金钱来购买”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展开的。迪顿在与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D.Kahneman）合著的《高收入提高了生活评价但没有改善情感福祉》（2010）一文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两者的关系。他们指出，作为主观幸福感的两个方面，情感福祉（Emotionalwell-being）指的是一个人每天所经历的情感特征，即能够使人生活愉快或者不愉快所表现出来的高兴、紧张、悲伤、愤怒等情感的频率和强度。而生活评价（Lifeevaluation）指的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构想。传统的主观幸福感调查一般强调的是生活评价，特别是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调查。通过对45万多份盖洛普健康方式幸福指数（Gallup-HealthwaysWell-BeingIndex）的调查问卷报告进行分析，他们还发现影响情感福

傅德印的学术研究

一、增长型经济发展测度指标

所谓增长型经济发展测度指标是指所设计的指标体系将数量上的经济增长视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甚至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这一理解经济发展的方式与我国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经济发展战略有紧密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处于颓废边缘，社会物质财富极度缺乏，面对这一现实，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做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尤其强调应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这一决定是对我国当时国情的正确判断，然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其最基本的表现是出现生产总值(GDP)崇拜，即认为GDP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意味着经济发展，只要GDP增长，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这样的经济发展实践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故而这种认为经济增长就是经济发展，并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二者混用的现象在学术研究中也屡见不鲜。张风波(1987)在研究交通货运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曾以工业产值作为测度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显然，工业产值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该文作者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同样，张为付(2008)在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以我国净对外直接投资(NFDI)为因变量，以人均GDP为自变量，实证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朱翠华和张晓峒(2012)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时，检验了人均GDP与3类污染指标之间的关系。

以上三篇文献有一个共同点，即用单个的指标来表征经济发展，但有的学者意识到单个经济增长指标并不能客观地描述经济发展的全貌，因而试图用一套指标体系即多个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即便如此，该指标体系仍然是以经济增长指标为主。如岳晓燕(2011)在研究15个副省级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时，用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以及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构建了经济发展测度指标;聂春霞等(2012)通过模糊分级评价方法对西北五省会的城市环境、经济与城市协调发展进行评价，认为经济发展包括人均GDP、年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岗职工人均工资。以上研究对经济发展的理解侧重于经济数量上的增长，甚至将GDP作为测度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认为经济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只要经济增长，则意味着经济发展。这样的理解方式抹杀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差异，忽视了经济发展的效率、经济发展的结构、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发展的环境等问题。

二、综合型经济发展测度指标

增长型经济发展测度指标注重经济发展量上的增加，而在实践中却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于是，学者们开始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发展的结构等问题，并将这些问题纳入测度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中，构建一种综合型的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体系。这种综合型的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大致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注经济发展本身，另外一类是除了关注经济发展自身外，还关注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

在第一类综合型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体系的文献中，学者们在构建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时，一般先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几个维度，然后再从各维度选取合适的指标测量经济发展。王新华(2011)在研究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时，将经济发展测度指标分为四个维度，即经济总量、经济结构、经济效益以及经济动力，再从这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了由17指标组成的经济测度指标体系。戴西超(2005)在研究技术－经济－社会系统可持续发展协调度时，将经济发展测度指标分为三类指标，即总量指标、结构指标以及质量指标。其中总量指标包括GDP、工业总产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进出口贸易总额、第三产业总产值增长率;结构指标包括出口商品工业制成品比重、工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质量指标包括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万元GDP能耗的能源、人均GDP。王爱苓等(2012)以保定市为例，分析了经济、社会、资源以及环境复合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在研究经济发展子系统时，选取了三个维度7个指标，分别是经济总量维度(GDP、人均GDP、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经济结构维度(第三产业产值)、经济效益维度(全市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车冰清等(2012)对研究江苏省13个地级市以及52个县(市)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体系包括5个维度(经济总量、经济质量、经济结构、经济外向性、经济效益)，23个指标。

以上文献对经济发展本身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测度，然而，学者们也发现经济发展存在外溢效应，如社会福利的增进也是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因而在理解经济发展时，这些显然是应该被测量的因素。因而李凤梧、池金明(1991)设计我国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体系时，认为该体系包括31个指标，具体为人均GDP、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基尼系数、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城镇就业率、平均人口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文盲率、农村人口平均收入、城镇人口平均收入、城乡人口平均储蓄、通货膨胀率、城市人口平均消费水平、农村人口平均消费水平、恩格尔系数、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家电及其他耐用消费品占总消费的比重、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城镇人均居住面积、每千人拥有电话机数量、每千人拥有病床数、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人均教育经费、人均订阅报纸杂志数量、广播电视覆盖率、每万人拥有**院数量、享受生活救济人数占应享受人口比重、实行劳动保险职工的比重、养老保险人口比重、抚恤和救济金占财政收入比重。

在这篇文献中，对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的偏爱表现的非常明显。另外，徐徐、贾晶如(2012)在研究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协调性时，将经济发展子系统定义为4个维度11个指标，具体为经济实力维度(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经济活力维度(第三产业贡献率、人均进出口总额、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生活质量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人均汽车拥有量)、基础服务维度(人均境内公路里程、人均用电量、每百万人口医生数)。周娴(2006)认为经济发展包括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恩格尔系数。李永友(2008)在对江苏省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实证研究时，选用了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效率、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结构等指标来衡量江苏省的经济发展质量;董正信等(2011)选取了社会总需求、产业结构、资源环境、科技进步、民生改善等29个指标研究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方式;沈露莹(2010)从经济增长、经济服务、城市功能、自主创新、资源环境、人本等维度构建了包括48个指标的测评体系测评了上海的经济发展方式。

可见，综合型经济发展测度指标是对增长型经济发展测度指标的改进，扩展和进一步完善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内涵。

三、生态型经济发展测度指标

改革开放初期，环境问题相对经济增长的紧迫感而言，显得并不突出，甚至并不显见，因而如何使经济快速增长成为整个国家优先考虑的问题，经济增长高于一切成为必然结果，因此，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其负面影响，即导致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问题，人类不得不重新选择经济发展模式，考虑经济增长以什么方式能在环境资源约束下有助于社会福利的进一步增加这一问题①。这种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在学术研究中表现为更加关心生态环境，并将生态环境作为测度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早在1984年，何乃维，贲克平提出了生态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生态系统，包括光能利用率、森林覆盖率、能量平衡、有机质含量以及氮素平衡;另一个是经济系统，包括人口、投入、产出以及纯收入。国家环保总局也于2003年5月发布了《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试行)》，该文件提出了生态省的评价标准，其中经济发展指标有6项，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人均财政收入、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环保产业比重以及第三产业比重。

为进一步强调生态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引导经济健康发展，学者们特别提出了逗低碳经济地概念。叶依常，黄明凤(2011)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碳生产率与人文发展彼此协调的经济形态，因此低碳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既包括碳生产率指标，又包括人文发展指标，基于这样的理解，文中构建了低碳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每个指标赋值，具体包括9个指标:二氧化碳(CO2)排放量、人均碳排放、GDP、产业结构比例、碳生产率、非碳能源比重、低碳政策、碳能源排放系数、森林覆盖率。此外，付加锋等(2010)构建了包括低碳资源、低碳环境、低碳消费、低碳产出以及低碳政策五个纬度14个具体指标的低碳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冯碧梅(2011)建立了由总体层、系统层、状态层、变量层以及要素层5个层次组成的低碳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包括24个指标，其中，系统层由产业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和人文生态系统构成。庄贵阳、潘家华、朱守先(2011)构建了包括低碳资源、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以及低碳政策四个维度的衡量指标。

与此同时，学者们认为发展循环经济也是保护生态的重要途径，循环经济也是生态经济的重要内容。王志宪等(2006)设计了循环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其中包括4大系统，25项具体指标，具体包括减量化系统(万元GDP能耗、万元工业增加值水耗、万元GDP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万元工业增加值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农药施用强度、化肥使用强度、人均生活垃圾生产量)、再循环再利用系统(工业废水处理回用率、工业重复用水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废旧物资综合利用率、农用薄膜回收率、秸秆综合利用率)、社会经济系统系统(人均GDP、居民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生态环境建设系统(环保投入占GDP的比例、清洁能源利用率、工业废气净化处理率、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率、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城市气化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城市噪声达标区覆盖率)。

章波(2005)构建了南通市循环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包括5个维度，12个指标，具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维度(人均GDP、职工平均工资)、资源减量投入维度(万元GDP能耗、万元GDP耗电量、万元农业产值化学用品强度、单位土地面积GDP)、污染减量排放维度(万元工业产值废气排放量、工业废气达标排放率、万元工业产值废水排放量、单位COD的GDP)、资源再利用维度(逗三废地综合利用产值占工业产值比)、生态环境质量维度(环保投资额占GDP比例)。生态型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不仅关注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等方面，而且关注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试图用更多的环保理念来充实对经济发展的理解，这是经济发展实践的必然，也是经济发展理论对社会现实的回应。

四、可持续型经济发展测度指标

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自然资源的消耗，而部分重要的自然资源又属于非再生资源，因此，目前以过渡的资源消耗来促进经济发展则可能剥夺后代享受资源的权力，为保证代际公平，学者们提出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源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逗既能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能损害后代需求的发展模式地。那么经济可持续型发展则可以定义为在一定资源基础上取得尽可能多的当代经济福利的同时，能保证后代人所得的经济福利不小于当代人所享受的经济福利。可持续经济发展理念与生态型经济发展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比如对污染的控制，对环境的关注，但可持续型经济发展不简单的等同于生态化或环境保护，它还包括资源的代际分配等问题。

经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在学术研究中也得到积极回应，具体表现在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上。杨文进(2000)根据对可持续型经济发展的理解，构建了静态可持续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和动态可持续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其中静态可持续经济发展水平的表达式为:式(1)中，Y为静态可持续经济发展水平，GDP为国内生产总值，W为经济活动中的各种非市场外部经济，N为未市场化的各种收入或收益，C为传统上的物质资本耗费，L为非正常消费补偿外的人力资本耗费，S为自然资源及土地损耗，V为生态环境损耗，M为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性外部不经济后果，R为生态资本的恢复成本或防止生态资本损失而采取保护措施等方面的开支;式(2)中Yt为动态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水平，i为资本组合所具有的增值率，C''''为物质资本，L''''为人力资本，S''''为自然资本，V''''为环境资本。该文献从理论上构建了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考虑问题比较全面，但从实际操作来讲，还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比如N为未市场化的收入，这部分则很难计算，因而作为测度指标还需要进一步的量化。

另外，郝晓辉(1996)年构建了我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其中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就业结构、单位国民生产总值(GNP)废气排放、单位GNP木材消耗、单位GNP水耗、单位GNP能耗、单位GNP其他资源消耗、每亿元工业产值能耗、人口城市化水平、环保投资及占GNP比重、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分别占GNP比重、人均GNP及变化率、GNP变化率，一共13个指标。毛汉英(1996)也根据指标体系建立的基本原则，结合山东省实际省况，构建了山东省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对该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各指标赋权。其中经济发展指标包括GDP年均增长率、工业销售收入年均增长率、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经济密度、单位GDP的资金投入、单位GDP的劳动投入、单位GDP消耗的能源数量、单位GDP消耗的原材料数量、单位GDP消耗的水资源数量、单位GDP产生的污染物数量、三次产业结构、全员社会劳动生产率、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资金利税率、产值利税率、固定资产产值率。这两套指标体系比较接近，在经济增长、经济效率、产业结构、能耗等方面都有涉及，与第一套指标体系比较，理论支撑稍显薄弱，但操作性较强。此外，国家统计局与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也提出了我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其中经济可持续发展有38个。可见，可持续型经济发展测度指标的构建是基于对以往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以及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展望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使经济发展有了更多新内涵。

五、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已有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体系的研究客观的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对深入理解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经济发展还会在实践中不断被调整，这也意味着对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体系的理解也将随之不断深化。

(一)研究结论

已有研究对经济发展问题从测度指标的角度予以了较多的关注，这些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阐释了学者对经济发展的认识和理解，将这些理解有机综合起来，由此形成对经济发展测度指标更加全面和清晰的认识。第一，经济发展测度指标是一个变迁的体系。经济发展具有时代性，在不同时刻，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内涵与外延都会发生变化，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侧重点也会改变。从文献可知，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学者们对经济发展测度指标的建构专注于经济发展量上的增长，随后，开始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结构等问题。随着经济进一步的发展，环境问题以及代际公平问题凸显，学者们对经济发展的理解又更进一层，其测度指标开始关注经济外溢效应以及可持续性。可以显见的是，即使现今认为比较合理的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都有可能不断的被修正，从而走向更加合理。

第二，经济发展测度指标是一个复合的体系。经济发展测度指标很难用单一指标进行描述，已有文献中，除了3篇文献用1个指标对经济发展进行测度外，剩余均是用4－48个不等的指标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各个侧面尽可能进行比较全面的描述。随着学术界对经济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日后的经济发展概念将注入了更多新的内涵，经济发展测度指标的复合性也将越来越强。第三，经济增长指标是经济发展测度指标的基本要素。已有文献中，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不仅数量差异大，而且指标内容差异也比较明显，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即经济增长指标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即所有的文献中除了一篇文献用工业产值测度经济发展外，其余均包含GDP或人均GDP这一指标，而工业产值、GDP或者人均GDP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测度指标，可见经济增长指标是经济发展测度指标的基本要素在已有文献中形成了共识。

当然，以定量的方式研究社会科学是学术研究中的新潮流，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问题。对经济发展测度指标的研究亦是如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已有的经济发展测度指标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表现在测度指标提的数量和内容上。就数量而言，不同文献的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个数在1－48个之间，数量跨度较大;就内容而言，测度指标更是千姿百态，即使是在特定的阶段、关注同样的问题，如低碳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不同的指标体系之间也会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这种异质性使研究的问题很难形成成熟的结论，一般而言，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的一个基本特征即是对研究问题在学者中能形成比较统一的意见。二是建构指标体系的规范性不容乐观。从定量研究方法上来讲，指标体系的建构应遵循一定的程序，大致包括指标的理论筛选、实证遴选、指标赋权以及指标体系的信度与效度检验。本文对所引用的25篇文献的规范性做了简单的统计，结果表明:只有10篇文献的指标有理论支撑;只有4篇文章有指标的遴选方法，并且只有1篇采用模糊关联度方法进行实证遴选，其余3篇采用了主观遴选方法，如德尔菲、专家咨询等;只有14篇文献采用层次分析法等为指标进行了赋权;没有任何文献对指标体系进行信度与效度的检验。显然，研究的规范性对科学的研究结论至关重要，反之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将受到质疑。

(二)研究展望

追溯起来，亚当?斯密应该是第一位系统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他于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第一部关于经济发展的著作，但是，真正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发展过程展开系统研究的实际不超过50年②。面对一个如此重要且研究稍显薄弱的领域，日后的研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用发展的眼光研究经济发展测度指标，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变迁的概念，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发展经验的积累都会改变对经济发展问题的认识。为此，应密切关注经济发展实践，总结经济发展经验，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构建合理的经济发展测度指标。其次，注意经济发展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关联，在密切关注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同时，还可以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经济与文化发展等角度理解经济发展的变化并构建经济发展测度指标。

再次，在研究前尽可能的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汲其精华，去其糟粕，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研究，这样避免研究的重复，更重要的是这样有利于学者们在经济发展测度指标问题上形成较一致的意见。最后，在建构经济发展测度指标时恪守研究规范。研究规范是保证研究结论科学性的重要保障，定量研究中更是如此。因此，在研究经济发展测度指标时应严格按照指标体系建构的方法(指标遴选方法及指标赋权方法等)和程序(指标的理论遴选、实证遴选、指标赋权以及指标体系的信度与效度检验等)构建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体系。

1、因子分析统计检验体系的探讨，《统计研究》，2007年第6期。

2、对政府统计数据质量成本的探讨，《统计研究》，2007年第8期。

3、主成分分析中的统计检验问题，《统计教育》，2007年第09期。

4、Q型系统聚类分析中的统计检验问题，《统计与信息论坛》，2007年第3期。

5、因子分子在甘肃工业产业结构分析中的应用，《数理统计与管理》，2007年第2期。

6、缺失数据的多重插补方法，《统计教育》，2006年第12期，第一届中国统计学年会入选论文，2006年10月20日天津。

7、中原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及空间布局研究，《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8、基于SPSS的二次开发直接求解主成分，《统计研究》，2006年4月。

9、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分析，《统计与信息论坛》，2006年3月。

10、对甘肃省“十一五”期间工业结构战略调整的建议，《甘肃“十一五”发展的思考》，

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编，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11月。

11、甘肃省“全面小康”建设进程统计分析，《经济理论研究》，2005.12。

12、Human capital and Chinese regional economy growth convergence analysis. Statistical Model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West China:Trade,Investment and the WTO”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Disquisition ，Beijin of China，2005.11.10。

12、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分析，《第十三次全国统计科学讨论会文集》中国统计学会，2005.11东莞。

13，中国粮食总产量的分析和预测，《兰州商学院学报》2005.01。

14、利用ARIMA模型对我国社会消费品月度零售额的预测，《第十二次全国统计科学讨论会文集》中国统计学会，2004年7月烟台。

15、An Analysis and Forecast of Yield of Grain in China，The 2 Italy-China Conference on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istics ，October 2004 Firenze。

16、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分析，《甘肃经济与信息》，2004.12。

17、对我国2004年社会消费品月度零售额分析预测，《甘肃科学学报》，2004.01。

18、从管理学角度看我国政府统计数据质量，《兰州商学院学报》，2003.02。

19、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议，《甘肃日报》，2002/12/05。

20、深化对劳动价值理论认识的核心在于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报告选》，2002.4。

21、转变统计观念刍议，《统计与预测》，2001.6。

22、多媒体技术在统计教学中的应用、《统计信息论坛》，2001.6。

23、利用探索性数据分析法对统计汇总数据进行质量控制的尝试，《数理统计与管理》，2001．01。

24、利用判别分析对统计汇总数据进行质量控制的探讨，《兰州商学院学报》，2001.3。《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1年第5期“篇目选录”

25、“九五”期间统计学发展回顾与“十五“期间统计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及重点课题探讨

中宣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项目，《统计研究》，2000．12。

26、信息时代的统计趋势，《统计研究》，2000．4。

27、浅论CAI方法的应用与发展，《统计与预测》《国家统计发展战略文集》，2000．2。

28、关于建立统计数据质量文档的思考，《山西统计》，2000．2。

29、关于统计学定义的考察与思考，《兰州商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30、浅论政府统计数据质量控制技术体系，《统计信息论坛》，2000年第2期。

31、世纪之交的统计学：问题与对策，《兰州商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32、浅论政府统计数据质量控制技术体系，《第三届中日经济统计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中国嘉兴。

33、构建我国统计数据质量管理体系的思考，中国统计学会出版《探索与创新》，第九次全国统计科学讨论会论文集粹，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34、论政府统计数据质量管理的原理与框架，《财经问题研究》，1999年11期。

35、国外关于统计数据质量研究评价，《财经问题研究》，1998年8月。

36、构建我国统计数据质量管理体系的思考，第九次全国统计科学讨论会，《国家统计发展战略文集》，1998年8月。

37，浅析统计调查中的测量误差及处理，《经济数学论文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6月。

38，企业统计：亟待走入新境界，《中国科技信息》，1996年12月。

39、国外统计科学研究现状评价，《统计研究》, 1996年1月，复印报刊资料《统计学、经济数学方法》1996.03。

40、抽样调查方法的完善与推广，《统计研究》，1995年6月。

41、从居民收入看“共同富裕”，《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12月。

41、贯彻国际标准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体系，《统计研究》，1994年12月。

42、相关系数体系探讨《财经问题研究》，1994年1月，复印报刊资料《统计学、经济数学方法》， 1994年3月。

43、对相关系数计算的系统分析，《西安统计学院学报》，1994年1月。

42、偏典型相关系数极其应用，《统计研究》，1993年12月。

43、完善统计学科体系应从重点学科作起，《统计研究》，1992年12月，复印报刊资料《统计学、经济数学方法》，1993年1月。

44、直线相关系数是计算其他相关系数的基础，《兰州商学院学报》，1993年7月。

45、建立发展我国统计信息产业的资源优势，《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1993年7月。

46、关于重构工业统计学内容体系的几点看法，《统计与管理》，1993年7月。

47、我国各地区企业技术开发能力的综合评价，《兰州商学院学报》，1992年4月。

48、完善我国涉外经济统计内容体系的思考，《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1992年5月。

49，浅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初次分配，《陕西经济统计》，1992年2月。

50、对基尼系数的一点补充，《青海统计》，1992年12月。

51、对大修理基金计入工业增加值的质疑，《山西统计》，1992年5月。

52、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甘肃职工财院学报》，1992年7月。

53、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计算方法质疑，《青海统计》，1991年3月。

54、平均指标与标志变异指标的一一对应关系，《西安统计学院学报》，1991年12月。

55、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统计分析，《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1991年5月。

56、遏制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选择，《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理论和对策论文集》1990年9月。

57、治理整顿中控制物价水平与调整价格结构的矛盾及对策，《财金贸易》1990年9月。 1、《EXCEL与多元统计分析》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2、《预测方法与应用》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3、《政府统计数据质量体系研究》（专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4、《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9。

5、《统计的未来》（译著）（三人合作），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6、《统计学教程》（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出版。

7、《现代管理方法新论》（副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8、《经济金融调查统计概论》（参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 1、多元统计分析中的统计检验问题，甘肃省教育厅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计划，主持人，2007.06－2008.06，结项。

2、关于扩大甘肃省对内对外开放程度对策研究。2007年度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重大课题（省社科规划办[2007]1号），主持人，2007.03-2007.06，结项。

3、政府统计数据质量控制技术方法研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基金获得者项目，主持人，结项。

4、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在EXCEL下实现，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2004），主持人，2004-2005，结项。

5、统计调查质量的测度与评估方法，国家社科基金（03BTJ008）。主持人，鉴定结项。

6、甘肃省R&D资源利用与对策研究，甘肃省软科学项目，主持人（3）02-03，鉴定结项。

7、甘肃高校R&D资源的统计分析，甘肃省教育厅，主持人，2001，结项

8、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甘肃省教育厅，主持人，2000-2001，结项。

9、国际互联网对我国统计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主持人97.09-99.12

鉴定结项。

10、政府统计数据质量评估、控制改进的研究，甘肃社科基金会资助项目。主持人，97.12-99.9鉴定结项。

11、关于评估、改进和保证我国统计数据质量问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参加人。96.05-99.12，鉴定结项。

12、统计学科体系的构造与完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参加人，97.05-98.12，鉴定结项。

13、统计学学科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调查，国家社科基金，参加人，95.09-96.12，鉴定结项。

14、科技项目（课题）经济效益计算方法，甘肃省科委，参加人，92-93，鉴定结项。

15、兰州卷烟厂质量体系，兰州卷烟厂，主持人，93-94，鉴定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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